二
苏格兰的宗教、政治、经济环境曾经相当复杂，不过在1680至1800年之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到了17世纪末期，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苏格兰人不得不考虑背后的原因，其中部分可归咎于战争，还有就是贸易一直走着下坡路。苏格兰似乎已经难以支撑起国家的独立，事实上，自从与英格兰联合组成君主制的国家，苏格兰就不能称得上真正的独立。在苏格兰，各种教派之间剑拔弩张，互不相让。17世纪90年代，由于持续的饥荒，加之苏格兰未能在达连 （Darien）建立殖民地，所有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尖锐。
在1690至政治联合之后的1707年，苏格兰人对于他们自己国家未来的命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关切。他们激烈地争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经济增长才能实现，提出施行国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要求反省银行的角色和国家的责任。追加国内外的投资，提高各种产业的生产效率，建立更大的国内市场被认为是迫切需要的。到了1707年，很多苏格兰人清楚拯救苏格兰的经济于水深火热之中，唯有的出路是在进一步稳固与英格兰联盟的基础下努力扩大苏格兰在英格兰和大英帝国所占的市场份额。经济的和政治的杠杆共同发挥作用，成为18世纪苏格兰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改革计划并不仅仅是从英格兰或者荷兰和法国引进的一揽子观念和实践。这些“药方”都植根于苏格兰的现状，对症下药，开药方的人有前面提到的罗伯特.希拜耳德爵士，还有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萨尔托内（Saltoun）的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等。这些将来的改革家和学者积极跻身于那些发起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字和实践中看到彼此的联系。在1690至1707年由约翰.劳（John Law）等人为贸易促进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提出的多种改革方案得到了劳的支持者，其中有阿尔吉尔的第三任公爵（the 3rd Duke of Argyll），以及在1727年成了的艺术、渔业和制造业理事会（Board of Trustees for Arts, Fisheries and Manufactures）的鼎力相助，劳在1728年和1743年提出的阿尔吉尔银行改革计划（Argyll’s banking schemes）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休谟对这些启蒙运动初期的“药方”了若指掌，他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形成也得益于此。
如果说经济是政治大环境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另一部分便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微妙关系。两国间最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离不开“权力”：谁来担当国王？他拥有哪些权力？国家的基础如何构成，权力应当如何运作？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可以如何发展，应该如何发展？苏格兰的政制的背后是一场漫长的争论，其中包括君主的权利和国会各个阶层的权利。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是苏格兰的独立性和与英格兰组成联盟的条件。不少共和党人和人道主义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Andrew Fletcher of Saltoun。他们也反思苏格兰高地和低地社会的基础，以及看起来与英格兰历史大相径庭的苏格兰历史。自由以其意义，变革的方向，权力的制衡，气候与风俗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它们如何相互作用等，这些都是苏格兰人关注的问题，并且集中反映在了斯泰尔伯爵所著的《苏格兰的法律体系》（1681）一书中。18世纪初期，希拜耳德和他的朋友将大量的心血倾注于编著经过精细考订过的苏格兰史。这些论著，如同那些具体的实践，反映出苏格兰人自豪于自己的过去，却对现状万分惭愧。耻于倒退的现状，同时以满腔热情努力改善苏格兰的方方面面，苏格兰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和一些政治家鞠躬尽瘁。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苏格兰在1707年决定与英格兰缔结联盟，之后那些社会精英又致力于社会理论和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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