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苏格兰启蒙运动》

前言

亚历山大.布罗迪

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兴盛不衰，是一场重要的学术浪潮。在其繁荣期间，科学的、经济的、哲学的以及其他领域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并且这场运动自兴起便迅速在欧洲、美洲以及其他地方蔓延，其影响至今尚存。这个时期的重要创作为学者们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通过明辨，学者们希望发掘这些作品中的洞见，为我们当下的讨论提供独特的视角。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有着浓郁的古典主义风格，但绝不囿于古典的讨论，因为在许多当代问题的论著中，引用休谟(Hume)、斯密(Smith)、里德(Reid)和其他启蒙思想家著作的情形不计其数。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描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而关注的焦点则会落在那些开拓性的观念之中，但我们无意忽视这么一个事实，即苏格兰启蒙运动置身于一组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在历史的演进中萌芽和成长。同时，我们也会关注这场运动广泛的社会性。友谊是启蒙思想家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在这基础上他们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为了营造良好便利的交流环境，他们还建立了许多俱乐部和学术团体。因此，广泛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特征，我们会在此书中做充分的说明。但是，如果没有那些“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高端俱乐部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很难想像有关历史的、社会的讨论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休谟、斯密、米勒（Millar）、布莱克（Black）、哈顿（Hutton）和谁讨论的问题，而是他们说了什么。此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是观念、思想，所以本书当然会着力论述之。

苏格兰启蒙运动诞生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而其中的佼佼者有弗朗西斯.哈钦森(Francis Hutche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亨利.霍姆(Henry Home)（凯姆斯勋爵 Lord Kames）、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翰.米勒（John Millar）、威廉.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休.布莱尔（Hugh Blair）、柯林.麦克劳林（Colin Maclaurin）、詹姆斯.沃特（James Watt）、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和詹姆斯.哈顿（James Hutton），这场运动在哲学、自然神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编纂学、语言学、数学、化学、工程学和地质学等领域成就斐然。虽然直观地看这些领域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人们相当重视各类学科之间的统一性，而统一性问题的关键则属于哲学讨论的范畴。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尽量展示这场运动所涵盖的学术领域，并且会关注整个运动的统一性问题。

然而，学者们尚未对是否存在着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根本问题达成共识，即使那些相信存在这场运动的学者也对运动本质持不同的观点。有关存在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浪潮，融入这场运动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局限于本民族的启蒙，虽然苏格兰人参与这场运动，但却不能据此推论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有着鲜明的苏格兰的特征，这是在对待宏观问题时可以采纳的处理方法。一个苏格兰人，在论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教育、法律或者宗教的问题的时候，必然会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教育、法律或者宗教的状况，让他全然置身于国情之外而著书立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苏格兰的问题为苏格兰思想家问题所关注，但是也不必认为苏格兰的问题就必然成为苏格兰思想家的研究对象。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思想家是作为苏格兰人为我们熟识，他们世居苏格兰，这里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地方，他们耳濡目染于苏格兰独特的制度和风俗。苏格兰有自己独特而且颇具规模的社会组织和完善的社会制度，比如苏格兰教会，法律体系和大学等，苏格兰的思想家们正是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正因为如此，思考的对象和内容必然具备鲜明的苏格兰的特征。之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以苏格兰为背景的启蒙，是因为大多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都是各个社会团体和机构的核心角色，比如大学教授、律师或者传道士，因而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在自己的实践中，思考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至于上面的第二个争论，即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本质，是本书着力要探讨的问题。当然，本书所提供的观点必定会涉及具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学术领域以及讨论时所需的笔墨权重。在这之前，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前做个交代。“苏格兰启蒙运动”一词首先是由威廉.罗伯特.斯科特（William Robert Scott）在1900年提出来的。他评价弗兰西斯.哈钦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奠基者，他率先在苏格兰地区传播哲学思想，并且鼓舞了他的后继者对人类文明进行不懈的思索。”虽然斯科特的新词已普遍被使用，但词语的解释却大相径庭。在纷繁复杂的诸多释义中，有三种解释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我倾向把他们分别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和包罗万象的。我之所以采纳了这种排序，是因为每种解释被提出并且为公众认识的时间有先后的顺序。最早对苏格兰启蒙运动进行解释的（即把这场运动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的）是休.特吕弗-罗贝尔（Hugh Trevor-Roper）(达克雷勋爵 Lord Dacre)。他根据“社会演进机制”，坚定不移地认为这场启蒙运动围绕着有关政治经济的主题而展开。他的观点之后影响了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罗伯森丰富了罗贝尔的理论，提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在三个核心领域层层铺开，它们是道德哲学，历史编纂学和政治经济学，根据社会演进理论的分析与主张，又以政治经济学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中之重。在这本书中，由Luigi Turco, Murray Pittock和Andrew Skinner所撰写的章节将详述特吕弗-罗贝尔和约翰.罗伯森的核心理论，而其他的一些章节，比如由Christopher Berry, Aaron Garrett和Fania Oz-Salzberger所撰写的，将探讨与特吕弗-罗贝尔和约翰.罗伯森理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解释。

在论述特吕弗-罗贝尔和约翰.罗伯森的理论之前，有必要停顿片刻以便把一个重要的问题说清楚，假设社会演进理论的分析和主张强调实践是推动社会演进的关键因素，那么科学便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比道德哲学，历史编纂学和政治经济学还要重要。提到科学，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丰富的科学成就，贡献者既有思想家，又有实干家，其中以威廉.库伦（William Cullen）、詹姆斯.沃特和约瑟夫.布莱克最为著名。在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感召下，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接踵而至。（这显然与18世纪前叶人们对于进步发展的迫切追求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获得了突破，其中包括科学方法论、科学概念及其分类等，几乎使所有的学科都受益匪浅。科学的方法甚至被拿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问题。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科学性也将本书中得到体现，主要由Roger Emerson和Paul Wood赐稿。此外由M.A.Stewart和A.Broadie所撰写的章节则着眼于科学中心论在非科学领域的实践。

这两种解释，第一种侧重于社会科学，而后一种为自然科学（比如说物理学、化学、医学和植物学）。虽然这两种解释的背后是严谨缜密的论证，但看起来差异颇大。第三种解释的提出多少有些调和前两者差异的味道，它关注苏格兰“文人”在启蒙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包容”的精神气质，“那些苏格兰文人既脚踏实地地认知求学，又有难得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信念，比如说弘扬世界主义，提倡宗教宽容，认可社会和谐，以及倡导道德和经济的增益。这个以文化传播为启蒙运动核心的释义是由Richard Sher提出来的，他认同科学和医学的探索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的组成，但并不是压倒性的，因为包括伦理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内诸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是启蒙运动的特色之一。

概括性地引出这三种关于启蒙运动性质的解释并不是要为运动本身盖棺定论，我本意是想通过介绍使读者能够了解本书有可能涉及的主题。我之所以没有偏倚任何一种解释，是因为考虑到18世纪苏格兰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年代，每一位启蒙思想家都有广泛的涉猎，他们凭借丰富的知识著书立说，或者批驳不同的意见。举例而言，那些潜心研究宗教问题的哲学家，在分析有关信仰的确立和可靠性的问题时，通常会从科学的方法、物理学的概念甚至是高等数学中提炼出观点。（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考Heiner Klemme所撰写的章节）这个现象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即在具体实践中启蒙学家并不是分门别类地对各个学科做独立的研究，虽然我们可以把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做一个清晰的梳理。整体性原则是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和文人们普遍采纳的方法，所以我相信在评价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时候，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们的广泛涉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他们极大地丰富了许多学科的深度和广度。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学科的领军人物都定居于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这三个苏格兰著名的“大学城”。这三个城市一个共同点是，学术之余的社会交流相当频繁。浓厚的社交氛围给那些热情高涨的教授们提供了不少交流的机会，他们经常与那些对社会有深刻洞察的专业人士而非普通的看客交换看法。亚当.斯密便是其中生动的例证之一，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非常喜欢与当地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打交道，尤其喜欢和在美洲做生意的商人。斯密的《国富论》是在提炼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他与格拉斯哥商人团体的密切联系为此书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不计其数的社会团体和俱乐部紧密地联系着学者与普通市民，其中颇有声望的有阿伯丁的“智者俱乐部”（Wise Club），格拉斯哥的“文学社”（Literary Society）和爱丁堡的“上流社会”（Select Society）。

18世纪的苏格兰“兼容并蓄、开放自由”的精神蔚然成风。毫不夸张的说，启蒙运动犹如一个思想交流的共和国，一个以传播思想为己任的跨国公司。在公共舆论的环境里，各种观点抑或在交锋中逐渐被人接受，抑或被人遗忘。在这个观念的熔炉中，苏格兰既是思想的贡献者，又是受益者，因为不少有益的建树稍加转变后又服务于苏格兰的社会和国民，比如格劳修斯（Grotius）和普芬多夫（Pufendorf）的理论在经过苏格兰人的重新整理和拓展后，被运用到了具体的实践之中。Knud Haakonssen和John Cairns明确指出苏格兰人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贡献，Andrew Skinner则分析了亚当.斯密与法国思想家思想渊源的共通性，尤其反映在农本主义方面。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苏格兰在启蒙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开放包容的态度，如同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苏格兰人是学术领域中的巨擘，比如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便是启蒙运动中极有影响力的两位大师。

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是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播。之所以它如此重要，一方面是运动本身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启蒙运动沐浴下的其他国家自身的进步。美洲地区是启蒙运动阳光照耀的主要目的地，从18世纪初期开始，在弗兰西斯.哈钦森、托马斯.里德等人思想的洗礼下，不少苏格兰人千里迢迢地来到北美地区开学院，立学馆，这些教育机构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Samuel Fleischacker在此书第十六章中写道，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学生，基本上能够接触到当时苏格兰最领先的思想，于是苏格兰哲学开始通过这些教育机构广泛流传开来。而Michel Malherbe也指出，同比北美地区，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那些以常识教育见长的学校，苏格兰的启蒙浪潮同样强劲有力。

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何时结束的问题，目前仍有分歧，不过多数观点倾向于启蒙运动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开端已经偃旗息鼓。然而在一些苏格兰以常识教育为主的学校里，启蒙运动哲学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因此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论断并非易事，主要的原因是有关苏格兰在19世纪里哲学思想的演变几乎没有见诸于文字。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Gordon Graham将为我们讲述19世纪苏格兰的思想故事，他认为19世纪在苏格兰曾经掀起过伟大的哲学思想变革，而此变革早在18世纪就开始酝酿。

虽然哲学仅仅是本书所涵盖的领域之一，然而哲学在启蒙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为几乎所有的领域提供了论辩的工具。本书希望以哲学的视角作为脉络，从多角度理解和看待苏格兰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