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o发生在苏格拉底所关的监狱里面，里面又黑又潮湿，就在苏格拉底行将被“正法”的前夕，一名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名叫Crito，他买通了狱卒，前来营救苏格拉底。这时如果苏格拉底答应和Crito 一起逃走，应该说是轻而易举，而且可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从Crito 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我们得知Crito已经策划了所有和苏格拉底越狱的计划，包括苏格拉底今后的生活。苏格拉底课携妻女逃到Crete，那里已经有香醇的葡萄酒在等着他，他可以隐姓埋名起来，继续自己的哲学生活。于是在留下还是逃走的选择上，苏格拉底与Crito有一番对话，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善于言辞，这篇对话经由柏拉图的公布就多少代表了一个人观点的集中阐释，实际也确实如此，没有人会把这篇对话仅仅看做是私人的交涉，苏格拉底很多主张实在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也就是说，他说理的对象是包括Crito在内的雅典人，他讨论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是道德的尺度，所以我们有幸可以把Crito篇和Apology篇做一个比较，我想从中我们大概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苏格拉底是否应该获得宽容？这种宽容如何实现？假如说，苏格拉底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雅典人不予追究，这就是算不算是一种宽容的体现，通过对判决的否定？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雅典人可以宽容苏格拉底的基础是什么？我想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雅典很严肃地看待苏格拉底的亵渎和伤风化，他们组织了一场规模甚为浩大的公共审判，大约有500雅典的自由民聆听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在申辩里，苏格拉底的演讲显得相当激扬，他讲到自己为什么不相信雅典人共同敬拜的神，讲到自己如何挑战Delphic Oracle，去寻找比自己更聪明的人，结果只看到政治家、艺术家和工匠们拘泥于僵化的俗礼，丝毫不从自己的理性判断出发，独立地作出判断，雅典的风气弥漫的是煽动，是服从，是众怒，是聒噪。这个神谕让苏格拉底开始反省一个问题，即徒劳的知识的增进能否改善生活，能否使人独立地思考，独立作出判断，内心存有经由理性证明为善的道德和律法，苏格拉底显然对雅典人未经理性筛选过的生活相当厌恶，于是他觉得人如果要追求一种合乎内心道德的生活，就必须要远离公共事务，甚至要对来自外界的干涉作出抵抗。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拒绝为三十僭主服务去逮捕一个潜逃的涉嫌谋逆的雅典人，他认为服从于传统、公共道德甚至是法律乃是一件相当愚蠢的事情，至少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种服从意味着认可，至少是默认了他与众多雅典人一样，过着一种没有经过理性检验的生活，雅典人的信仰也部分地代表了他的信仰，雅典人的一举一动他都要沾上点边，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对自己信仰的玷污。很显然，苏格拉底的主张，或者说证明自己远离公共事务的合法性，基于一种更加崇高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我们当下看来其实不值一提，但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个人的道德或者信仰可以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所谓凌驾就意味着有时我们可以选择不遵守我们认为不合法的规则，即便这些规则通过公共的程序认可的。苏格拉底不信仰雅典人的神，即他选择不遵守雅典人共同的信仰，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那么苏格拉底是如何为自己证明的呢？
Apology篇讲到Delphic Oracle，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也为苏格拉底的申辩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苏格拉底将自己是在神谕的引导下走向与雅典人截然不同的信仰的。他说当他听到来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当然不能违抗，如果神让他脱离雅典人的公共事务，让他去沉思，去寻找善与真，苏格拉底当然是义不容辞。这个故事表明了苏格拉底两个立场：一是他不是无神论，相反他忠实地执行了神的旨意，所以说他亵渎子虚乌有；二是他暗示雅典人只是在大兴表面的仪式，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在神的引导下生活，雅典人生活在虚妄中，他们违背了神所喜悦的东西，转而敬拜虚幻的偶像。我们可以讲苏格拉底这是在金蝉脱壳，他为自己的“罪行”再做掩饰。但我们依然需要回到那个起始的问题，即使苏格拉底不信雅典人的神，还带坏了青少年，传授给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他就一定要接受审判吗？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宽容言论的自由？如果说苏格拉底有罪，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说苏格拉底亵渎了雅典人的喜好，对雅典人的心灵造成了伤害，苏格拉底对雅典的公共秩序造成了威胁，他的言论不是无毒无害的，他实在是限制了雅典人的言论甚至是自由。如果按照密尔的“有害原则”的话，那苏格拉底的言行也许就不应该被宽容，只有限制了苏格拉底的言行，才能保障更多人的自由。这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惩罚，惩罚本身的正义性不是体现在惩罚的尺度或者手段上，而是在借助他人的利益和自由作为惩罚的目的。惩罚的问题先放一边，我们再回到Crito篇里看看苏格拉底的主张。
Crito篇中的苏格拉底与之前的形象截然不同，他似乎终于显现出他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谈吐之间少了一份激情洋溢，多了一份循循善诱。苏格拉底拒绝了Crito的潜逃计划，原因是如果自己逃脱绞刑，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苏格拉底何以在牢狱里推翻了自己先前的主张，而屈服于雅典的律法，难道之前他所说的话真的只是伪善的托词吗？柏拉图又为什么把苏格拉底主张相互矛盾的两篇文字都收录了，难道他另有暗示吗？苏格拉底与Crito的对话，诚如开头所讲的，乃具有相当的公共性，苏格拉底所讨论的问题，其实还是围绕着我们如何证明不服从的合法性。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讲到了一个体操运动员的例子，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体操运动员将练就强壮身体，获得好成绩，他应当听从众人的，对他本人情况毫无了解的意见，还是听取对他相当熟悉的教练的意见，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衍生到正义的问题，如果众人的意见有违正义，那我们该当何去何从。假如我们屈从，则我们违背了内心的尺度和道德，却与众人看来是正义的伸张；假如我们选择违背甚至于抵抗，则我们问心无愧，但与众人来说则“罪大恶极”，因为这是在挑衅众人的信仰，挑战公共的秩序。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而且看起来也难以调和。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也即服从众人的决定，这背后内心的考虑是什么呢？苏格拉底在面临这个两难的抉择的时候，更多地从社会功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苏格拉底不能说服自己用一种公共的恶（比如越狱）来对抗加在身上的“恶”（注意这个恶只是相对与个人来说的，于公共来说是一种正义或者善的体现），如果苏格拉底做了，那么他走到任何地方，人们都会嘲笑他无视雅典的法律，是一个口是心非的懦夫，是一个伪善的哲学老儿，虽然苏格拉底不在乎公共的评价，但他显然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口碑，他绝不愿意自己留在后人面前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人。而且，于苏格拉底来说，留下等待审判也并非是个人的“恶”。也许，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测，苏格拉底唯一在Crito和Apology主张一致的地方是对死的看法。苏格拉底宁可让自己成为哲学的殉难者，也不容许诬蔑和诽谤，他对于死，似乎有早期基督徒们的“视死如归”的慷慨大义，如果苏格拉底的死，能够使雅典人悔恨自己幼稚的决定，宽容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我想苏格拉底的死就可以超越历史，为人铭记，成为一段佳话。苏格拉底成功地有一次将自己紧紧地系在了雅典人命运上，即便是死，也如此地具有为宗教献身的情怀，如此地具有修辞感。
还有一种猜测就是，苏格拉底欲通过死挑战的，是更为深刻的东西，比如雅典人的教育，法律的本质，作为真正公民应具备的素质。于苏格拉底看来，雅典人英雄主义式的教育助长了一种服从的法律渊源，不是人去创造法律，而是法律塑造了人。雅典的法律不仅具有普遍的约束，而且于雅典人看来，似乎就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一直传承下来，服从的背后乃是莫大的敬畏，如同孩子敬畏父亲一样，父亲的一言一行不仅是仿效的范本，更是值得“顶礼膜拜”，因而不能抗拒。我们看到了雅典的法律背后流淌的是血缘的力量，这是苏格拉底所无法接受的。他不能让自己也成为一个血细胞，但雅典人永不相信他，他说自己是携着神谕来生活的，雅典说他亵渎神灵；他说自己的决定是处于理性的决断和思考，雅典人说他在天上飞，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还教坏了青少年。苏格拉底大概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受到挤压，至少有一点我们得承认，苏格拉底还是对雅典很有感情的，不然他没有必要在审判大会上像雅典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没有游走于雅典大街小巷与人争辩，他也没有必要接受死刑的到来，似乎历史和我们开来一个玩笑，原本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需要通过殉难被人的记住的人，但种种情势却把苏格拉底推到“以死成仁”的悬崖边上，连退路都没有，不得已，苏格拉底也只好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为理想殉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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